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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形下，消费者与经营者相比，在资金、知识、信息获得等方面存在不足，处于弱者地位，受到制度利益的特别保护。但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不可过于极端，公平正义的天枰一旦倾斜，则必然损害经营者利益、经营者群体利益，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影响公平正义，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本案案例中，郑某此前长期、频繁购买产品并提起大量类似诉讼，其行为违反诚信原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不符，故其利益不应得到保护。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利益衡量实质是一种法院判案的思考方法，在承认利益与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值位阶的基础，更应该寻找该案所指向的制度利益，强调利益之间的层次结构上的递进，根据不同层次上的评价标准与参照体系，对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衡量。此外，具体利益与制度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呈现动态互动，二者并非必然对立或一致。每一法律制度都有自身的制度利益，不同的法律制度具有不同的制度利益。

　　当事人的利益只有与该法律的制度利益相一致，才能获得该法律制度的保护；如当事人的利益应当获得保护，但其与该法律的制度利益相悖，那么该法律制度应予以相应地修改完善。

　　（三）司法裁判过程中利益衡量的限度：对法官主观恣意的约束

　　当然，对于不同层次的利益判断，建立在法官合理限度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之上。因此，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进行必要限制。

　　对于两个财产间所生之不平衡，命裁判官予以调整者，乃正义所不许。[5]利益衡量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行为，没有科学可循的规则体系，静态与动态结合，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如何在利益衡量时避免法官的主观恣意是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利益衡量理论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最大困扰。

　　要规范利益衡量的适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立法衡平。立法上的利益平衡是司法上利益平衡的基础，司法上的利益平衡是实现立法上利益平衡的工具。立法的目的在于公平合理地分配与调节社会利益、不同群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以协调社会正常秩序，促使各种不同利益各得其所，避免相互冲突，做到相互协调，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立法衡平即是将各方平衡的利益融于具体法律制度之中，通过制度利益表现出来，此是约束法官主观恣意的前提。而且，利益衡量只能在法律的疆界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能越出法律的边界。

　　二是程序正义。在法治国家中，所有利害关系的主体都应有参与利益衡量程序的公平机会，并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来陈述事实、阐述利益和表达法律意见。利益衡量只有在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司法程序结构中被解释与应用，其衡量结论才能够得到尊重，才能真正推动法律发展与社会进步。

　　三是个案到类案的规范总结。利益衡量多带有法官的主观性，且具有个案适用性，如何将利益衡量客观性、规律性、可循性，即是通过对个案的总结与比较，予以类型化分析，寻找其中的规律性进行总结，制定确实可行的类型化利益衡量方法。

　　四是配套评估监督机制建立。对于适用利益衡量裁判的案件，启用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对相应案件予以评查，确保案件审判的公平与正义。

　　二、

　　构建利益衡量的思维程式裁判规则

　　在当前“互联网+”战略驱动下，网络交易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6]

　　由于网购交易复杂多样，且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保证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要有效平衡各方利益，推动网购食品交易的顺利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利益衡量的实质是法官在规则使用价值穷尽之际，选择并依据价值判断为案件裁判提供合理化的论证。它要求法官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既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拒绝裁判，也不能拘泥于形式正义和逻辑推理，更不能“就事论事”地主观恣意判断。法官应综合考虑案件所涉法律的规范评价与立法目的，基于利益的层次结构予以利益选择，并综合考虑社会的理性价值评判标准，将法律的内在合理性与外在合理性统一结合，实现法律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