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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环境污染程度的不同在本质上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权力和财富分配不均，食品安全同样面临全球区域间不均衡。由于大部分食品安全问题最终表现为食物中致病因子进入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因此由掺假、化学污染、生物病原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foodborne disease）成为衡量食品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

　　上世纪末，随着全球食品生产物流消费模式的转变，食源性疾病在各国频繁爆发，并迅速跨国界传播，不同程度引发全球食品安全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食源性疾病负担估算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有6亿人口因食用受污染的食物而生病，由此造成42万人死亡，其中5岁以下儿童有12.5万人。在每10万名伤残调整生命年中（是指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生命年，英文简称DALYs），北美、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因食源性疾病损失总体低于50。这一数值在东南亚和中南美洲大部分国家约为300，一些南亚国家为600左右，许多非洲国家则高达1000以上（见图3）。可见全球食品安全状况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且呈现连片聚集效应。

　　各国对自身食源性疾病状况开展了更为细致的评估。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有4800万美国人患食源性疾病，其中12.8万人需住院接受治疗，约3000人最终死亡，导致巨大经济损失。发展中国家情况显然更加严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上述估算，我国食源性疾病负担为293/1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总体处于全球中游水平。监管部门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全国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收到的食物中毒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169起，中毒5926人，死亡121人。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陈君石院士等权威专家提出，我国有95%以上食源性疾病被漏报，上述数据仅是冰山一角。

　　（三）新时代食品安全重大风险识别和成因研判

　　在梳理历史和开展比较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聚焦当下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到食品安全领域，则是需求、供给和监管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凸显。除了前述农业方面源污染、利益驱动行为、消费者食品安全知识缺失等老话题外，新风险亦不断涌现。

　　一是消费结构多元化。2017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17.3%，同时“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人口老龄化与“婴儿潮”趋势并存。随着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市场对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等特殊食品的数量、种类和品质提出更高要求。其中仅保健食品年产值就超过3000亿元，并保持较高复合增长率（CAGR）。基于特定消费群体和功能用途，特殊食品对审评水平和监管能力提出较高要求。普通食品消费结构同样呈现两极化趋势，食品安全标准、认证认可、监督执法都面临全新课题。例如受资本市场青睐的茶饮、轻食、全营养食品等新型品种，其相应安全标准和生产工艺规范均缺失。根据作者从2018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获取的数据，我国每年有70多亿份外卖，销售额高达2000亿元，但其中的60%属于低端餐饮。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地区食品消费水平整体偏低，容易诱发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农村3046万绝对贫困人口的食品安全风险脆弱性较高，成为脱贫攻坚的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