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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玲说，批地快的要2至3个月，慢的则要一年，要和环保、国土、农业和林业等一堆部门打交道。湖南不像东北地广人稀，以丘陵山地为主，土地零碎，连片地少，能用来养猪的地只剩下偏远的林区或荒山荒地。

　　他还记得，衡阳县2018年一共退养了5家规模化养殖场，只有一家正在县内重建，其他4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不得不“功能性停产”。

　　近期，湖南省发布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简称《措施》）在养猪用地的保障上，适度放开了一些。

　　《措施》规定，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允许在Ⅲ、IV级保护林地内建设种畜禽场，而且取消了15亩附属设施用地的上限规定。

　　徐旭阳指出，以前生态林有严格要求，不允许养猪，这次允许二类以下的生态林养猪，相当于“零”的突破。

　　在农业农村部10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在盘点各省内的猪肉保供政策时，也点名表扬了湖南的“生态林建畜禽场”政策。

　　《措施》还要求，对新建、改扩建生猪养殖场要实行并联审批，简化审批流程，压减用地审核备案时间。

　　在衡阳市，新的政策正在落地。

　　现在，有企业要建猪场，农业、国土、环保、林业、水利、还有乡镇会聚在一起联合选址，选好地后，大家一起开个会，如果都同意企业在这建猪场，就边建边批，这样走完整个程序，时间可以缩短一半。

　　养猪也是政治任务

　　对李小玲的抱怨，衡阳县的领导也很无奈。

　　王辉宇还记得，衡阳县此前要建一个大型养殖场，企业还没和政府签协议，就有村民告状到县委，县委常委把投诉转给县长，最后也没有建成。

　　作为衡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这些年，王辉宇见证了养殖户在普通民众中间的艰难突围，也见证了政府在夹缝中举步维艰。

　　贺晓霞指出，随着人们越来越强烈的环保观念，对猪场造成的污染也越来越不满，投诉时有发生。但问题是，人们对畜禽污染有一些误解，近年来，环保趋严，很多猪场都安了粪污处理设施和环保设备，但老百姓不管，只要闻到臭味就投诉。可是，即使在养殖业最发达的的欧美等国，也没办法彻底解决养猪的副产品：浓臭的氨氮。

　　耒阳市农业农村局江小云还发现，很多时候，村民是在恶意举报，不是因为真的发现污染，而是源于和猪场主之间的私人恩怨，有些甚至是20年前的私人恩怨。

　　猪场的建设还涉及到土地流转。因此，经常是上面已经选址了，审批了，落地了，但村民不支持，告到镇政府，镇政府去村里做工作，失败。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总缺乏足够的动力发展生猪生产。养猪业既不产生税收，还有越来越沉的环保负担，更时时被村民投诉，遭遇基层治理困境。因此，在发展生猪生产上，地方政府的态度一直不积极。

　　不过，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10月31日，衡阳市政府把湖南现代农业集团、新五丰、新希望等8家全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叫到一起，现场签订了投资意向协议。总投资共154.9866亿元，这些钱将在未来变成890万头猪。

　　但这些企业看重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巨大的反差：以前，政府从没主动找过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来当地谈，被政府拒绝。现在，是政府主动邀请。在衡阳市，这还是第一次。

　　在衡阳县城中心，变化也在发生。

　　每年，约10万头猪从保安小区运出，在这个只有1平方公里的地方，密匝地驻扎着28个养猪场，最大的有1000多头猪，最小的也有几百头。2009年，这里曾作为“标准化生猪养殖小区”的典范被打造，但由于近年来的环保压力，短短几年内，保安小区就变成了污染小区和投诉重灾区。

　　每年，保安都能收到数十起投诉，来自普通老百姓、人大代表、县委老干部和在任的政府官员。2017年中央环保督查后，县政府在环保压力之下清退了这里的十几个猪场。

　　政府对保安的态度在湖南，乃至中国，都并不罕见。保安的衰落，不仅象征着传统养殖小区模式的失败，它的背后是中国近十年来养猪史的一个重要侧面——进击的环保。

　　但现在，环保遇上了“保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