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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龙金说，以前生猪出栏量虽然在“菜篮子”工程的考核指标中，但没有具体的指标要求，这次真正实现了考核“硬约束”，不但将其纳入了全市绩效考核，而且将指标任务进行了分解，层层压实了责任。

　　在彭英林看来，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抓手。对不重视生猪生产的领导，这是一把尚方宝剑。

　　复养痛点

　　9月以来，湖南各地开始积极复养。

　　养猪的痛点，一是钱，二是地，现在又多了一个更致命的疫情防控。

　　在资金支持上，湖南省给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将能繁母猪的保险额度从每头1000元增至1500元，育肥猪保额从每头500元增加至800元。同时，对从银行的贷款额度在300万元以内的猪场，省级贴息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50%给；贷款额度在300万~1000万元的，贴息降到40%；额度在1000万~5000万元的，贴息30%。

　　但大部分钱，还要靠市县财政。市县财政是吃饭财政，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只能咬紧牙关。在衡阳县，上半年县财政掏出440万元用于非洲猪瘟防控，这还是市长从应急资金里特批的。

　　衡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辉宇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困难的县，工资都难保，不可能再拿出多少钱保供。在非洲猪瘟防控上，已经是尽了全力。

　　和县里相比，衡阳市的经济实力稍微好一些，市里按照省的要求，对新建的规模养殖场，在国家和省财政给出的贷款贴息上，再增加10%。另外，衡阳市还给每个规模在一千头以上的种猪场补贴30万元~50万元。

　　说到贴息贷款，衡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西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养殖场很难在银行融到钱，猪瘟来袭，银行趋利避害，是市场行为，而政府只能给贷款贴息，但不能强制让银行把钱贷给猪场。

　　王辉宇还算了一笔账，2018年上半年，猪价大跌，最低的时候一斤只有四五元，猪粮比一度低至 5.13，一头猪的亏损曾达到400元。

　　2018年3月，据农业农村部对4000个养猪户的监测，养猪户亏损比跃升至78.01%。有些养猪企业还因为没钱买饲料让猪饿死而上了新闻。连年亏损，养殖户的日子本来就难过，猪瘟的到来，加剧了这轮“钱荒”。

　　进入李康荣的猪场，需要经过三道防线，首先要在市区内消毒，这是第一道。观察一段时间后，经检测无非瘟病毒携带，可以进入公司，这是第二道。在公司继续观察消毒后，才能最终进入猪场，这期间，需要经过三个围墙和一个洗消中心。用衡阳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贺晓霞的话说，“整个猪场就是一个防化部队”。

　　李康荣从1997年开始养猪，从5头母猪养起，现在已经发展到800头。他在耒阳拥有自己的规模化养殖场。这次疫情中，几乎做到了零损失。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构建严密的生物安全体系，是非瘟防控的窍门，但这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在这段特殊期，他要求全体员工一年内“只出不进”，吃住都在猪场，为了安民心，还给每个员工增加了一倍工资，并且增聘人员，以前两个人的工作，现在由5个人做。

　　李康荣没有白白投入。在这轮猪瘟中，他和他的猪活了下来。但其他中小散户或规模较小的猪场做不到像他一样。佳和农牧董事长李铁明对《中国新闻周刊》做了个估算，如果防疫的安全措施做到位，至少有70%~80%的概率可以抵御非洲猪瘟，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资金。

　　衡阳县养殖协会副会长、宏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玲拥有一个500头母猪的规模养殖场，他也“不计成本”地建立了一套防疫体系，这让他只损失了40%左右，他看到其他场的损失很多在80%。

　　在疫苗还没研制出来的现阶段，“非洲猪瘟要是染上，死亡率就是百分之百，” 他感慨道。

　　目前，李小玲正在积极扩产，他想在远离人烟的地方找一块地，但审批进行的很慢。事实上，对养猪人而言，如果说资金靠想想办法还可以筹措到，在选址用地上，则面临更大的困境。

　　首先，找不到地。 基本农田不能碰，生态林不能养，要远离人群和城市聚集区，还有15亩附属设施的用地上限。2015年国家开始划定禁养区后，可用的土地更少。禁养区内的猪场都被清退，无论是散户还是规模场。并且，这轮猪瘟洗牌下，倒逼猪场向规模化进化，建立严密的防疫体系，这些都要求大面积的集中连片土地。

　　其次，审批手续复杂，而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