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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是世界性难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由于发展阶段差异，各国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类型不同，这种多样性加剧了全球食品安全治理矛盾。美国学者斯宾克等人根据主观动因和目标结果两个维度，将广义食品安全问题细分为四种类型（见表2）。这种细化的分类有助于我们深入比较各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差异。

　　如果分区域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等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来自新鲜食物腐烂变质、不洁净的街头食品以及生产力落后，属于传统的食品卫生和食品质量问题。处于高速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ies），其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多源自化学投入品过度使用和环境恶化带来的污染，总体属于食品欺诈。欧美发达国家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消费者则更关注食品新原料、新品种、新工艺带来的不确定安全风险，如转基因食品、新资源食品。当然，各国都面临微生物污染、重金属超标等真正意义上的食品安全问题。此外在“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开始考虑食品供应链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例如恐怖分子向牛奶罐装车投毒以造成大面积社会恐慌。随着食品防护等问题被提上政策议程，美国国会扩展了监管部门在进口食品监管、食品防护、食品供应等方面的职权。

　　根据这一框架并考虑现实差异，我们对前述2017年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进行计算和分类识别。在全部5.6万批次不合格样品中，狭义食品安全（微生物污染超标、农药兽药禁用及残留不符合标准、重金属污染超标）占50.3%；食品欺诈（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占23.9%；食品质量（质量指标不符合标准）占19.9%；食品防护的数据尚不可及，但基本可用刑事犯罪中的投毒罪替代。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界定食品安全问题类型，也为政策实践中监督检查、抽检、应急处置等监管力量配置与风险分布的结构性匹配提供了基础依据。

　　（二）全球食品安全区域分布与中国表现

　　正如环境污染程度的不同在本质上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权力和财富分配不均，食品安全同样面临全球区域间不均衡。由于大部分食品安全问题最终表现为食物中致病因子进入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因此由掺假、化学污染、生物病原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foodborne disease）成为衡量食品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

　　上世纪末，随着全球食品生产物流消费模式的转变，食源性疾病在各国频繁爆发，并迅速跨国界传播，不同程度引发全球食品安全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食源性疾病负担估算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有6亿人口因食用受污染的食物而生病，由此造成42万人死亡，其中5岁以下儿童有12.5万人。在每10万名伤残调整生命年中（是指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生命年，英文简称DALYs），北美、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因食源性疾病损失总体低于50。这一数值在东南亚和中南美洲大部分国家约为300，一些南亚国家为600左右，许多非洲国家则高达1000以上（见图3）。可见全球食品安全状况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且呈现连片聚集效应。

　　各国对自身食源性疾病状况开展了更为细致的评估。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有4800万美国人患食源性疾病，其中12.8万人需住院接受治疗，约3000人最终死亡，导致巨大经济损失。发展中国家情况显然更加严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上述估算，我国食源性疾病负担为293/1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总体处于全球中游水平。监管部门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全国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收到的食物中毒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169起，中毒5926人，死亡121人。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陈君石院士等权威专家提出，我国有95%以上食源性疾病被漏报，上述数据仅是冰山一角。

　　（三）新时代食品安全重大风险识别和成因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