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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90年代，国产牛肉的出口量在不断减少，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牛肉日益高涨的喜爱已经和落后的养牛生产力之间已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当我国2002年加入WTO后，进口关税大大下降，牛肉进口量终于开始放大招了。

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上万头外国牛冲上中国人的餐桌，之后每年的进口量也是疯了一样加倍增长，这么多外国牛，再加上国产牛，国内居然从来没出现过大范围的疯牛病疫情？难道我们都天赋异禀骨骼惊奇，有抵抗病毒的天然抗体？

醒醒，你又不是混元形意太极掌门人，哪来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的神功？

我们之所以敢于每年增加进口，其实是因为以美国、欧盟为首的牛肉主产国不堪疯牛病之扰，在2001年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食品安全溯源体系。

以欧盟为例，这套体系包括由政府推动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覆盖生产基地、加工企业、终端销售等整个食品产业链条的上下游，以达到信息共享、服务消费者的目的。它的覆盖面广到什么程度？消费者不仅可以从切好的牛肉产品上查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还能查到养殖的农场信息，养殖过程信息，甚至这头牛吃过的谷物饲料的生产信息、谷物种植信息也能查到。当然，贯穿生产和消费两大板块的物流信息，以及涉及到的人、车、仓、店等要素和场景都被完整的记录了下来。

讲真，和国产黄牛肉相比，安格斯与和牛不知道好吃到哪里去了！而我们能安心地吃遍地球牛，真的要依赖这套溯源体系。它不仅让我们在购买之前可以查到溯源信息确保品质，还能在某个地区出现疯牛病疫情之后迅速告知全球，停止该批次及相关产品的流通，在我们和病毒之间构建了一条无形的长城。

其实我国也早已看到了国外这套溯源体系的先进性与价值，从2011年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印发的《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到2015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再到201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推动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完善追溯体系的意见》，我们的溯源体系从提出算起也有十几年了，在某些细分领域（如药品）也已经取得了系统性的进展。但在食品领域，尤其是生鲜食品领域，却迟迟无法构建起国外同等水平的溯源体系。

最关键原因就是第一部分提到的：流通环节复杂、涉及主体分散。国外第一产业集中度高，多以大农场形式经营养殖和种植，并且有公司化、集团化的成熟实践，普遍能够完成从原产地到生产再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

我国则不具备这个产业基础，从农田和养殖户走出的“最初一公里”就经常面临着冷链和信息链“断链”的问题。在经历过十几年前苏丹红、地沟油、三聚氰胺的恶性事件之后，我们已经对近些年偶尔出现的食品卫生事件麻木了。

直到在新发地案板上，那群三文鱼留下了看不见摸不着的冠状病毒。

四

够抵御病毒的不只有疫苗和药物，还有溯源体系。同样，一个好的追溯体系，也能帮助生鲜产品规避卫生问题，并且帮助领域内的企业向善发展，及时发现害群之马，而不是当消费者出现集体恐慌后，再想着亡羊补牢。

但在前述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国内食品追溯所处的困境：

生鲜食品流通链条复杂，环节多，节点性的记录无法满足全链条追溯；

过程中操作不规范，标准化水平低，并且没有完善的监督手段。

数据在存储、传输、展示等环节可能存在效率低下或信息被篡改的问题；

多个环节处于人工记录状态，可能屏蔽对信息提供者不利的基础信息；

系统性的追溯多停留在生产加工环节，缺少流通环节数据信息。

追溯难，难在数字化，当我们问出“把三文鱼装冰箱，总共分几步”，一切答案都在详细的流通数据里，这些数据还能为追踪病毒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

但在大多数农产品流通数据还来自台帐（表格、电子邮件、纸张记录等方式），很多环节甚至连台账都没有的时候，数据的采集就恰恰是最关键的阻碍。人工记录效率低，根本没有能力实现全程数据采集，还容易催生数据作假，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先把人替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