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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通过提高发现违法的概率实现安全监管（也就是重过程监管）的办法易陷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游戏中，进而无休止地推升监管难度和成本。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来，不难看出，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与日俱增，不仅监督检查的频次高，监督检查覆盖的产品全，而且是发现一个风险源，就增加一个风险检测项目，导致检测的项目越来越多。以婴幼儿配方乳粉为例，按照卫生部颁布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儿配方食品》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规定，从2010年起，检测项目分别达到66项和52项，覆盖了几乎所有已知的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这与2008年前检测数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监管部门与企业之间很容易进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循环往复中，摁下葫芦起来瓢，进而使得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监管从业人员的工作强度与压力也与日俱增，不仅会造成巨大的财政和人员负担，还有可能推高产品的成本，从而不利于监管体系与被监管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是，从重惩罚可对企业构成巨大震慑，从而抑制其违法违规行为动机。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很多技术门槛高的领域都存在，如汽车制造、医疗服务、投资咨询、食品生产等，这类领域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的企业拥有外人不易识别其产品质量、行为规范和行为后果的技术壁垒（违规被发现和责任定位的概率很低），从而使其有更大的机率违规以实现企业经营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以医疗服务为例，病人经常怀疑被小病重医，但很难举证，这种情况下，如果治疗方案有效，病人往往也就不再计较，如果无效甚至恶化，医疗服务方面也很容易找到别的原因解释，比如病人不配合或医疗介入太晚等，致使责任主体很难识别。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农产品生产上，如农药残留问题。大家都知道农残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不会在一次消费后就会显示，而是长期积累才会对消费者健康形成危害，这个时期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几十年。但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么长时期内可能同时发生很多其他事情，如身体机能自然退化、不良生活方式、缺乏锻炼等，都可能威胁其身体健康，从而使得定量识别农残的影响变得极为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

　　针对这些问题，国外常常会通过重惩的办法提高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的违规预期损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看到国外对一些企业违规行为动辄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数百亿美元的处罚。一个新近的例子就是2017年谷歌公司因为在搜索结果中出现偏袒行为，被欧盟委员会处以24.2亿欧元（约合27亿美元）的罚款；美国环保署2016年为德国大众汽车在其柴油车上安装尾气排放检测干扰装置的行为开出102亿美元的巨额罚单。

　　类似通过大幅度提高惩罚力度实现政策目标的还有我国治理酒驾的例子。我国于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车由过去的行政违法上升为刑事犯罪行为，并在同年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中规定，饮酒（约一杯啤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同级别内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则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处罚。新交规中对酒驾的处罚显然远远重于此前的行政处罚，对酒驾治理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此后，几乎很少有人再敢轻易冒险酒驾，直接催生了代驾新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