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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突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立法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这一点从《决定》名称上就能直接体现出来。《决定》不仅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更重要的是国家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重要依据，是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弥补了重大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制度的短板，有利于提高国家生物安全维护治理能力，有利于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安全的生态环境。

　　一方面，《决定》兼顾了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尽可能斩断致病源，直接保护人民群众免受来自野生动物病毒感染新发传染病的侵袭，有助于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从长远看，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有利于促进生物多样性，改善我们居住的自然环境，实现人与动物保持合理距离，人类与自然和谐互动、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决定》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有人说吃“野味”是个人爱好和权利，不影响他人，不应当干涉。从公共卫生防控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观点。由于滥食野生动物，食用的人、接触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疫情的“零号病人”，对身边的人、社会公众都会带来潜在的致病风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禁住的是个人口欲，维护的是“舌尖上的安全”，保障的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根本性整体性利益。

　　第三，坚持全链条管控，以严格的法律制度筑牢公共卫生安全法治防线。禁止食用是一个主要目标，但在以食用为目的的链条上还有猎捕、交易、运输等多种行为，如果不全面加以管控，全面禁食就将落空。在现实生活中，有形市场买卖、网络交易、黑市交易、走私贩卖、偷捕盗猎等涉及野生动物的非法行为和活动相当猖獗，滋生大量犯罪行为，在国际上也产生负面影响。

　　没有食用，就没有交易；没有交易，就没有杀戮。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就需要坚决斩断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利益链条，对违法猎捕、交易、运输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规定更加严格的法律责任予以有力惩治。为此，《决定》明确规定，凡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明确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在加强从捕、运、买、卖到食全链条管控的同时，《决定》还明确要求加强对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活动的管理，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行严格审批和检疫检验，保证对于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按照非食用性予以合法利用，实现科研、维护生态等目的，防止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进入食用领域，切实杜绝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第四，移风易俗、革除陋习，依法引领文明生活新风尚。在我国历史上，食用野生动物确有悠久的传统和习惯。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食物短缺等原因，捕食野生动物是获取食物来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如《诗经》将“不狩不猎”与“不稼不穑”相提并论，《红楼梦》中也有年底收租时进献野生动物的描述。随着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类的食物来源充足多样，已经跨越了靠食用野生动物来维持生存的阶段。野生动物有食用价值，也存在风险和弊端。对此，古人早有认识，《本草纲目》等古籍中对食用野生动物的许多危害已有记载。在人类食物丰足的今天，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食用野生动物这个“传统”，要认识到这是可以变革、摒弃和创新的。尤其是现在一些人食用野生动物，不是为了继承“传统”，而是出于猎奇、炫富和“养生”等目的，在价值观上、科学依据上都立不住脚。食用营养与致病风险，丰富饮食与物种减少，大快朵颐与生态破坏，孰轻孰重，答案分明。可以说，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既是遵守法律规定，也是遵循科学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