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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上述2019年底发布的《方案》提出了契合疫情暴发后实际情况的生产恢复目标，包括确保2020年年底前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的水平，2021年恢复正常等。并首次提出产销平衡总体要求，东北、黄淮海、中南地区为生猪及产品调出区，要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作出贡献，实现稳产增产；东南沿海地区为主销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达到并保持70%左右的自给率；西南、西北等地区为产销平衡区，要确保做到基本自给。

　　《生猪规划》中生猪养殖的布局设计，在正常年景是适合国内生猪养殖行业发展的。但疫情的暴发导致活猪调运受阻，容易出现产区猪卖不出，价格低；销区猪肉供应紧张，价格暴涨，生产者和消费者利润双受损的情况。

　　林国发表示，产区积极发展生猪屠宰、加仓、仓储、冷链运输，有利于在产区留住就业、屠宰加工等税收，利于经济发展。从未来来看，仍需要坚持生猪养殖区域布局，但发展养殖的同时，需要配套屠宰、加工等延伸产业链，缓解疫情中断活猪调运对产销区的影响。

　　在国际竞争方面，“十三五”前期，我国生猪综合竞争力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不过形势也正在发生好转。

　　国内外生猪养殖成本存在差异，集中表现在养殖技术和饲料原料价格两个方面。但这五年来，我国生猪养殖技术不断提高。比如，养殖规模上升加上科学化养殖，单个养殖工人管理生猪数量也大幅提升，一些标准化的养殖场平均单个工人单批次管理生猪数量达1500头左右生猪，折每年可以管理3000~4000头生猪，有效降低了人工成本。国内养殖技术及平均生产效能正在加快追赶全球先进水平。

　　但占国内生猪养殖成本60%左右的饲料原料，由于国内土地及谷物、油料种植生产效率较低，导致国内玉米、豆粕价格较巴西、美国等谷物粮油主产国高出1倍左右。这使得国内外出现明显的价格差。

　　不过在王中看来，我国要想完全达到欧美国家的成本并不现实，不仅在于技术和管理问题，还有资源禀赋。国内要做的是缩小技术上的差距，而非简单的比较绝对成本。

　　《生猪规划》还专门提出实施“互联网＋生猪”发展战略，也在5年中取得进展。谋易咨询首席顾问官、中加融达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整个“十三五”期间，产业互联网开始出现一些雏形，主要是部分企业看到了AI智能技术和5G基础建设带来的产业互联网商机。

　　目前，大型养殖集团的养猪场已经实现通过智能数据采集终端，实时监控生猪群健康、采食情况、温度、猪舍氨气浓度等指标。如果出现病情，可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及时治疗，减少病情加重或扩散，降低人员巡视影响生猪休息及其它应激反应。而且大量的生产数据通过系统分析，可以寻找最优的喂养、管理方法，降低饲料平均用量，实现饲料成本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