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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8000年前后是中国古代农业起源过程的关键阶段，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都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农业生产的考古证据。例如，在一系列重要考古遗址发现的定居村落遗迹、原始农业生产工具、显现栽培作物特性的农作物遗存（北方地区是粟和黍两种小米，南方地区是水稻）、间接反映农耕生产的田间杂草以及表现出驯化特征的家养动物遗骸（狗和猪），等等。这些考古证据清楚地说明，当时中国古代先民已经从事农耕生产，并开始饲养家畜。但是，根据考古出土动植物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发现，当时的人们依旧凭借采集狩猎获取主要食物来源，属于农业范畴的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整体上呈现出以采集狩猎为主、以农耕生产为辅的特点。

　　在中国北方地区，距今7000—5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是古代文化高速发展时期，在渭水流域、汾河谷地、伊洛河流域等几大黄河支流地区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已多达2000余处。根据最新的动植物考古发现和研究，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时期），种植的粟和黍两种小米以及饲养的家畜已经成为人们的重要食物资源，但却不是唯一的食物来源，仍然需要通过采集狩猎获得食物补充。随着仰韶文化时期生产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农耕生产比重逐渐增加，采集狩猎作用逐渐降低。到距今5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时期），通过采集狩猎获取食物资源的必要性已微不足道，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仰韶文化的经济主体，至此中国北方地区正式进入了以农耕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阶段。考古发现显示，仰韶文化在庙底沟时期表现出了跃进式的快速发展势头，遗址数量显著增加，分布区域大幅延伸，文化影响范围扩张，聚落等级分化加剧，等等，这些突发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应该与农业社会的建立直接相关。

　　在中国南方地区，距今7000—6000年间的河姆渡文化也仍然处在农业起源的过程中。新的考古发现揭示，虽然稻作生产已经成为河姆渡文化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过采集获得的橡子、菱角、芡实等野生植物仍然是当时不可或缺的食物资源之一。漫长的稻作农业起源过程在良渚文化时期终于完成。良渚文化是分布在环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测定年代在距今5200—4300年间。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骤增，反映出人口大幅度增长，说明当时社会经济已经摆脱了采集狩猎，因为只有依靠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的大量人口的生存。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即浙江余杭发现了一座宏伟的良渚古城，城墙分内外两重，其中内城墙的周长6.8千米，墙基宽50——100米，用大卵石铺垫，墙体用草裹泥包垒砌，高度不详。在古城的北部和西北部还发现了一个由11条防洪大坝组成的大型水利工程，绵延10余千米。一个距今5000年前的区域性的古代社会群体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与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无关的建筑工程，这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农耕生产技术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所以仅需要投入一部分社会成员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为全体成员提供充足的粮食。由此看出，至迟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完成了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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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指出的是，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不仅是稻作农业社会建立的象征，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

　　一系列最新考古发现揭示，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例如，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坝的宏伟建设工程，反映出良渚文化拥有完善的、有效的、凌驾于群体之上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管理机构。反山遗址大型贵族墓葬与其他遗址小型墓葬在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多寡上表现出的强烈反差，以及在良渚古城内发现的高大壮观的莫角山宫殿区，反映出良渚文化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等级。瑶山和汇观山祭祀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其中用于祭祀的玉琮和表现战争权威的玉钺，反映出良渚文化出现了神权和王权的观念和意识。这些考古证据说明，良渚文化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国家的建立是古代文明社会的核心标志，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已经进入到古代文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