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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国现行《野保法》已经遵循了这种类型化保护的思路，只不过分类方式还不够科学、合理。至于未来修法时具体采用什么样的分类模式和标准，需要进行精细化的设计，既要考虑科学规律，也要考虑社会经济的可承受性、技术的可行性和执法上的可负担性等因素。我们可以利用修法之前这段宝贵的时间，针对各界提议的具体方案进行综合性的成本效益对比分析。

　　《中国科学报》：按照这个《决定》，合法的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也被禁止食用，只有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家畜家禽才可以。不在这一目录内的，过去可以合法养殖、利用时间比较长、技术也成熟的动物将来该如何处理？

　　秦天宝：《决定》非常明确地规定，原则上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但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属于家畜家禽，不再视为野生动物，所以可以食用。理论上，在全面禁食的背景下，对于可以食用的动物应该有一个正面清单（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白名单”），以便基层执法和公众守法。据合理推测，由于事出紧急，《决定》出台之前立法机关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科学论证，而现行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恰好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这一管理需要，所以就作出上述规定。

　　这表明《决定》采用了类型化处理的方式，并传递了一个信号，亦即“野生动物不能吃、能吃的不是野生动物”。这么做的好处是，对监管者和执法者来说，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有了清晰、明确的标准，便于识别和管理，也便于普通公众理解和遵守。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设计。

　　由于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家畜家禽数量比较少，还有些依照现行法律合法养殖、利用时间比较长久、技术相对成熟的动物，可以在严格科学论证和公众参与监督的前提下，通过增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方式来处理。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野保法》修改，也会将白名单中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划出野生动物范畴，直接算作家禽家畜或“特种养殖动物”，其主管部门也有可能从林草部门变为农业部门，并由农业部门彻底落实检验检疫，实行可认证可追溯管理。

　　《中国科学报》：《决定》中的内容不仅涉及《野保法》，还涉及《畜牧法》等法律。《野保法》的修订是否应该统筹考虑相关法律、管理办法、实施条例等的调整，从而解决现实中不同法律和不同主管部门之间衔接不到位的问题？

　　秦天宝：这一点非常重要。包括《野保法》在内的任何一部单行法律，都不可能包罗万象，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来看，《野保法》与《动物防疫法》《畜牧法》《食品安全法》等更是息息相关。

　　这些现行立法由于涉及部门不同、通过时间各异，因此在相互衔接和配合上存在各种问题。在下一阶段修法过程中，应当以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为理念，把相关部门都整合起来，统筹修改相关内容，使它们可以形成合力、协同增效。

　　另外，《野保法》作为一部单行法律，只能对野生动物保护所涉及的管理体制、基本原则、主要制度等作出规定，它的贯彻实施还需要相应的实施条例、清单名录以及其他技术规范等来支持和配合。这也提醒我们，在未来立法的过程中，一定要协调法律、法规、名录和标准等的制定和修改，系统性地解决问题。

　　《中国科学报》：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利用，是不是应该明确赋予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权？

　　秦天宝：这是必须的。当前，国家越来越强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野生动物保护和利用领域。良法善治的一个基本模型就是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野生动物分布广、种类多，仅靠政府力量，很难实施全方位的有效监管，公众和社会组织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