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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甲为例，非法贸易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2018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印度穿山甲盗猎和非法交易调查报告》提到，印度偏远部落地区出售一只穿山甲获得的收入，等同于当地人四个月的平均收入总和。

　　在中国也是如此。据媒体报道，在2016年查处的一起特大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中，即将流向餐桌的“野味”价值高达上亿元。报道称：“穿山甲收购价格仅为几百元一只，可到了餐桌上，价格就高达近2000元一公斤，以一只穿山甲6－7公斤计算，仅一只穿山甲就能给产业链带来近万元的收益。”

　　“野味”经济的行政管理与监督执法，靠的是多个部门的协同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从捕猎、驯养、售卖到登上餐桌的合法程序，需要林草部门核发的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或经营利用许可证，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林业部门的审批给予商家发放营业执照，农业部门核发检疫证。

　　繁多的手续看似在每一环节都设置了关卡，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不少漏洞。

　　赵翔介绍，首先，法律规定非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的狩猎证以及驯养繁殖许可证仅需要县区级林草部门审批，林草部门除了核发证件，还负责行政执法，“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基层利益链非常复杂，很难避免灰色交易，这也给举报处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而另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很多时候只能查到商家的营业执照是否有野生动物的经营范围，以及经营利用许可证，很难再往上追溯到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猎捕证，这也减弱了市场监管部门执法的强度。

　　此外，赵翔还表示：“野生动物的检疫证基本是缺失的。”目前农业部门制定的检疫标准都是针对家养动物，绝大部分野生动物因为缺乏对疾病和病原的研究，也只能按照最接近的家养动物来，很多野生动物类群（比如竹鼠）基本没有检疫标准可参考。“检疫技术的缺失也在增加食用野生动物的风险。”

　　非法捕获野生动物“洗白”现象难监管

　　实际情况中，野生动物交易从业者拥有的合法证件，还为“洗白”创造了条件。

　　据悉，业内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有盗猎者将非法捕获的野生动物先放到有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场所短暂笼养，再进入市场后就披上了合法的外套。

　　一位在国内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工作的业内人士告诉南都告诉南都，实际中对“洗白”现象执法难度大。“例如，从外观上看，很难判断一头人工驯养的豪猪与一头野外猎捕的豪猪有何区别。

　　另一方面，数量也是执法人员经常面对的难题。”经营利用许可证通常会明确具体可以销售的数量，但实际中很难判断该数量是否符合许可证的要求。“此外，对于驯养繁殖，初代动物繁殖后的数量、存栏量等数据统计模糊不清，实际中也很难与许可证明确的数量比对。

　　此外，基层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普遍不足。上述人士介绍，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基层人员进行野生动物基础知识的培训。”由于我国基础教育里关于野生动物的知识还不够丰富，许多基层执法者其实也和普通人一样，对野生动物的专业知识不太了解。“

　　多位学者联名呼吁”禁食所有野生动物“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已有不少机构和业内人士呼吁”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法律明确”禁食所有野生动物“。

　　1月24日，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教授牵头，征集了十九名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呼吁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交易。

　　倡议提出：”控制甚至杜绝野生动物的食用和相关贸易，已经不仅仅是生态保护的需要，而且对公共健康的风险控制意义重大。“